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近百年里也迅猛发展，由此不可避免地在建筑物的建造、使用和拆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副产物，即一般所说的建筑垃圾。数量庞大的建筑垃圾何去何从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建设大发展时期，建筑垃圾年排放数量已经超过4亿吨，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年排放量均在3000万吨以上，但迄今为止，建筑垃圾资源化的相关工作相对滞后，因此给社会、环境和资源带来种种不利的影响。在此次两会期间部分地方代表发出了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呼声，并就此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期给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提供借鉴。

　　安徽省人大代表韩国胜：

　　建议在安徽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纳入社区自治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今年的安徽省两会上，安徽省人大代表韩国胜希望能够尽快在安徽实施垃圾分类管理，将垃圾分类纳入社区自治，促进垃圾收运、回收、物质利用多元化和市场化。

　　“目前，垃圾管理情况较好的地区，大部分垃圾会得到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但许多地方的垃圾会被简易堆放和填埋。”韩国胜认为，当前这种垃圾处理方式，污染了土壤、地下水，有些高污染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数百年得不到有效恢复，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后患。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均产生垃圾量会成倍增加，必须采取‘与时俱进’的垃圾分类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他介绍，垃圾中可直接回收利用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率就不低于33%。“垃圾分类管理可以减少垃圾处置量，减少土地资源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希望尽快在我省实施垃圾分类管理。”

　　韩国胜认为，实施垃圾分类，首先，就要理顺垃圾分类工作的环节及相互关系。其次，分类储存和分类投放的主体是公众，分类驳运的主体是区域管理者，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主体是企业。“制度设计应保证这些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监督关系。”他说，要把垃圾分类纳入社区自治内容，充分调动公众和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和执法监督计划。再次，采取行政监管、第三方专业监督和行业协会、人大、政协、新闻媒体、公众监管等形式，通过督察、检查、抽查、巡查和审核审计等方法，进行规范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胜认为，应该通过强化垃圾的物质利用促进垃圾分类。其中，需要利用现有工业产能强化资源回收利用，同时，加速建设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加强餐厨垃圾等易腐有机垃圾的分类处理。而且，要创新体制和商业模式，重视利益的驱动作用，理顺物质利用流程及产业链，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促进垃圾收运、回收、物质利用多元化和市场化。此外，奖励垃圾减量、分类投放和回收利用，处罚混合排放，严惩偷排偷运。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排放费征收机制，鼓励根据垃圾的污染性、资源性、社会性及其处理成本制定垃圾排放费标准，条件成熟时实施垃圾排放费按类从量计费，激励公众自觉自愿地开展垃圾源头减量与分类。

　　海南省澄迈代表团：

　　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标准和方法，垃圾分类回收还要分类处理垃圾科学分类处理，事关环保大计。

　　海南省两会期间，澄迈代表团吉兆民、欧阳斌、黄秋梅、符方军、徐琼芳、王文克等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推进我省垃圾分类回收与利用的建议》。

　　近年来，海南省各市县在垃圾回收与利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也存在群众垃圾分类意识薄弱、垃圾分类投运设施不完善和管理体制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

　　针对现状，代表们建议，推动垃圾分类处理，首先要研究垃圾去向。垃圾去向直接影响了垃圾分类效果，没有机构容纳细分出来的垃圾，垃圾最终还是归到一车，不是被填埋就是焚烧。这其中政府引导不可或缺，要让分类出来的垃圾有地方被“吃”掉，比如将建筑垃圾分类出来，就得有个建筑垃圾处理场，有一套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的设备和方法等。

　　同时，要科学确定分类方式。制定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标准和方法，明确各环节要求，使垃圾分类有“章”可循。对垃圾进行科学分类，垃圾箱合理布局，在学校、医院、住宅区、公共场所、餐饮业等，设置垃圾细化分类箱，如分为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并在垃圾桶上明确标记，以方便公众辨识、投放。通过简明的标识、方便科学的垃圾箱配置，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代表们还建议，激励企业进入垃圾分类市场。垃圾处理业作为新兴产业，前景可观。建议政府可通过减税等手段鼓励企业加入到垃圾分类行业，参与垃圾收集、直运、处理，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市场化运作。

　　山西省晋城市人大代表何书福：

　　城镇化建设中垃圾处理问题不容忽视

　　晋城市沁河流域附近有嘉峰、端氏、郑村等几个发展相对较快的特色小城镇，这些特色小镇人口集聚、商贸繁华、工业特色明显，已经开始逐步释放出小城镇的辐射带动效应。

　　然而，这几个小城镇的垃圾处理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亟须改进和解决。一是缺乏垃圾源头管控，主要是广大群众缺乏节约意识，垃圾量与日俱增，许多能重复使用的东西随意丢弃。二是垃圾处理模式粗放，统一收集后应该科学填埋，防止造成二次污染，但现实情况是，垃圾统一收集后统一堆放，未经任何防渗漏处理、垃圾夯实掩埋等处理。

　　何书福建议，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垃圾处理问题大致要分四步走：一是在城镇化的审批、设计、建设中，要将垃圾排放、处理等纳入设计体系中，设计施工至少提前50年；二是在基础建设方面加大资金投入，缓解乡镇一级的财政压力；三是通过环保下乡、科普宣传等形式引导农民改变生活陋习，树立文明节约意识，减少垃圾排放；四是农业、环保部门应加大检查督导，坚决杜绝环境突发事件的发生。

　　山西省晋城市人大代表毕腊英：

　　加大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力度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垃圾的生成量也快速成倍增长。

　　目前，晋城市不少农村虽然实行了“垃圾不落地”的清理机制。但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仍然有一定的滞后性，部分农村的垃圾处理，仍然停留于单纯填埋或野外堆放焚烧的程度，甚至少数农村仍然存在随意倾倒的问题。农村垃圾日益增多，不仅很容易形成“二次污染”，而且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影响了新农村建设和村容整治，也影响了农村生态建设和村民生活品质。

　　毕腊英建议，用生态净化强化的方法，对农村垃圾进行低成本、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建立有效的农村垃圾统一收集网络机制。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生活垃圾处理队伍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垃圾统一收集网络机制，以村为单位统一收集垃圾并进行分类。推行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处理。按照“门前三包、统一收集，就地分类，生态处理，综合利用”的思路，比如，各村确定1～2名保洁员，由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做好保洁员垃圾分类培训等。对农村垃圾实行以奖代补。各村建设小型村级垃圾处理场，实行保洁员管理。对按要求建成垃圾处理工程，垃圾就地分类处理的村，政府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进行奖励补助。加快沤肥场、沼气池等开发利用推广。各村生活垃圾分类后，不能发酵的无机垃圾运到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发酵的有机垃圾直接进入沼气池，产生沼气可作生活燃料或提供生产用能，沼渣、沼液用于种植，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有机养分，沼液对农作物病虫害有防治和抑制作用，减少农药使用，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