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问题迫在眉睫。

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的现实意义

随着城市生活垃圾数量激增，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垃圾围城”带来城市治理的难题，环境修复需要百年，且处理过程复杂、成本巨大。“垃圾围城”倒逼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其实，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行垃圾分类的国家之一。1957年北京市就率先提出“城区将分类收集垃圾”的构想，开创了我国垃圾分类的先河。但至今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垃圾治理实践绩效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有专家把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划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年之前），政策主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处理”，强调环境卫生管理要求的“无害化”，责任主体是政府。第二阶段（2007-2011年），政策主题是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将“减量化”作为管理政策的首位目标，末端处理与源头减量并重，主体是政府、居民和生产企业。2007年新版《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是一个标志。第三阶段（2011年以来），政策主题是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综合治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融合发展，主体是政府、居民、生产企业和垃圾资源化企业。2011年《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是一个标志。可见，这些政策对生活垃圾治理的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以致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

当然，随着国家、全社会与大众的高度重视，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只不过就所设定的目标来说还有较大的差距。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是全过程减量，从设计生产源头，到包装物流、消费，以及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再循环利用全过程。我们认为，一方面，垃圾零废弃工作不仅伴随减量化全过程中，而且零废弃是全过程减量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全过程基础上，针对产品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的管理，以消除任何浪费，系统性地避免、减少有害垃圾和物质的产生，实现没有任何“垃圾”被扔掉或被填埋，从而保护和再利用所有的资源，减少污染。这就是积极开展垃圾零废弃工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综合来看，垃圾零废弃工作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实施清洁生产和责任外延，最大化减少垃圾产生；以鼓励消费者重复使用、维修、翻新所消费过的产品，做到物尽其用；以重复利用各种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不仅概括了我国过去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三大目标“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还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由单独的生活垃圾形成、处理过程扩展到了对产品设计、生产和使用的全过程，进而提出了生活垃圾管理的最高标准，即废弃量减少直至为“零”，没有填埋和焚烧。因此，积极开展垃圾零废弃工作，是实现垃圾减量与零废弃，破解“垃圾围城”的必然选择。

实现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的三维度分析

由于人口巨多，且诸如居民素养、素质、文化教育、收入、生活习性、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所以实现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是一个复杂、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北京在2011-2012年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零废弃”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生活垃圾“零废弃”管理办法（试行）》，在实施中主要是选择一些试点单位进行生活垃圾“零废弃”尝试，要求试点单位在本单位的生活垃圾管理中，做到“能减尽减、能分尽分、能用尽用”，垃圾产生量应得到有效控制，餐厨垃圾应实现就地处理。鉴于这两个办法主要针对小单元空间内容的“零废弃”管理探索，因缺乏系统协同性等制约因素，实践效果有限，甚至难以持续运行下去，与零废弃目标相距甚远。

我们认为，目前影响垃圾零废弃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应用、制度（政策）与文化，表现为技术应用瓶颈、制度（政策）瓶颈和文化瓶颈。技术应用之所以产生瓶颈，主要是因相关技术应用的制度（政策）与文化的缺失或不到位形成的，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与文化瓶颈。

由于诸如政府、厂商、消费者、回收企业等多个主体，且规模小、数量大而分散与涉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应用技术有效整合多个主体的难度。如缺乏应用技术将各个主体相结合的信息平台，特别是垃圾产生主体的信息与垃圾回收主体间存在较大的脱节现象，使产生与回收环节出现较大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是技术应用方面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厂家环保意识不高与政策监管成本高且难度大，以及居民素质存在巨大差异，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政策）难度大，营造形成有利于养成“零废弃”习惯的文化难度更大。如现有的生活垃圾产生和处理主体管理以带有强制性质的部门规章为主，以及城市生活垃圾三个阶段的治理政策，其他诸如社区居民垃圾分类、奖惩与收费的制度（政策）不足够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差，以致这些规章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除了对生产厂商、销售商以及企业、机关等集体性的生活垃圾产生者具有一定的效用外，对于居民管理收效不大，这就是制度（政策）方面的问题。当然，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人们缺乏主动意识与积极承担社会与环境责任的行动，加之人口众多，以及主观意识与客观条件差异巨大，导致垃圾“零废弃”的良好文化理念和生活习惯远未形成。

为解决技术应用、制度（政策）、文化瓶颈问题，我们提出“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五全要素”构成的三维度分析思想与方法。

所谓“五生融合”是指生命、生理、生活、生产与生态的融合。由于生活不能替代生命、生理，融入体现人的自然属性的生命、生理需要，消除过度生产、过度医疗、过度营养、过度美容、过度奢侈等，减少排放，才能真正体现出人与自然需求的和谐平衡。

“五观价值”是指从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从业观，强调通过学习依兴趣、能力创业或择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辈子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甚至追求极致，履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环境观，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尊重他人，尊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遵从社会规则，以及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与责任。除以上社会环境外，还强调敬畏所面临的资源、大气与生态环境，以及承担履行保护环境的职责，还强调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市场环境，敬畏契约精神，做诚实守信，有眼界、有胸怀、有担当的人。消费观，强调绿色消费，在满足美好生活需求下，倡导素俭与简约生活方式，消除浪费，杜绝过度消费，追求精神、文化与艺术品位享受。财富观，一方面强调尽自己聪明才智劳动所能，服务与贡献社会，以获得收入等社会回馈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强调自己通过长期修炼所养成的平和健康、律己宽容、谦虚厚道、正直善良、诚实守信、执着追求特质等精神财富，以及形成的自律式行为与环境友好的文化财富。幸福观，强调懂得平凡、简约的生活，做感兴趣的事，拥有感恩之心、敬畏之心，身心健康，与家庭、他人、组织与社会保持良好关系，以及享受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绿色生态与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

“五全要素”是指人才、技术、资本、制度（政策）、文化，这比传统的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全要素”更加全面，突出了人才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融入制度（政策）与文化要素。

如此，“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五全要素”形成一个三维分析思想与方法。我们认为，解决城市垃圾零废弃的问题，涉及全社会每一个组织、部门、产业，以及家庭与个人，应用三维分析思想与方法是最好的选择。同时，这个三维分析思想与方法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与解决其他问题中同样是有价值的。

因此，在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全过程中，所有诸如政府、厂商、消费者，以及回收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个人等主体，都应秉承“五观价值”和“五生融合”理念，依靠人才、技术、资本、制度（政策）、文化等“五全要素”，驱动垃圾零废弃工作。树立“五观价值”与“五生融合”理念，需要长期的坚守，特别是需要制度（政策）创新与文化营造。相比较而言，人才、技术与资本三个要素都不主要是垃圾零废弃的“短板”，只是技术应用，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方面形成了技术应用瓶颈、制度（政策）瓶颈、文化瓶颈。如前所述，技术应用瓶颈主要体现在应用技术的制度（政策）不科学、不合理、不可操作方面，以及缺失相应的文化环境方面。因此，我们认为，技术应用瓶颈的解决归根于制度（政策）瓶颈、文化瓶颈的突破。

鉴于制度（政策）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需要科学合理配置。制度（政策）是原则、宏观、刚性的，也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文化润滑和包容。文化润物于无声之中，能够弥补制度（政策）的不足，也能够实现在包容差异性中解决问题。在这个关系前提下，确保制度（政策）科学、合理，我们就能够通过从业观、消费观、环境观、财富观、幸福观的转变，营造倡导绿色设计制造、绿色物流、绿色消费，以及人人参与的良好文化环境，从而解决“制度（政策）瓶颈”与“文化瓶颈”问题。无论创新制定、实施制度（政策），还是营造文化，都需要在全主体、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下，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分层次、分类型、分群体、分阶段开展生活垃圾零废弃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解决垃圾零废弃的关键是破解技术应用、制度（政策）、文化瓶颈，尤其是制度（政策）与文化瓶颈。基于三维分析思想与方法，我们认为，破解思路是技术与文化融合，但这种融合需要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政策）连接，即：技术+制度（政策）+文化。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活垃圾全程计量、监管与可追溯。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生活垃圾零废弃管理的技术新趋势。如2016年北京市开展了智能垃圾回收机进入社区，物业挨家挨户发了二维码标识，绿色代表其他垃圾，红色代表厨余垃圾，每次扔垃圾时把垃圾袋扎紧后贴上一个二维码标识，分类投放就能现场称重变成积分。

特别地，应用信息技术，形成垃圾回收大数据，表现为空间信息、时间信息、行为信息。空间信息是通过智能回收端收集到的信息，可以了解到城市各个区域内不同种类垃圾产生的数量，绘制与人口密度图类似的“垃圾密度图”，从而为生活垃圾回收的人员配备、车辆路线、中转站选址等提供参考意见。时间信息是通过智能回收端收集到的信息，可以了解到城市各个区域内不同种类垃圾产生时间变化规律（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合理分配相应的垃圾营运工作量。行为信息是以往对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基本采用调查问卷和自我评价的方式，由于社会赞许效应的存在，人们大都会倾向更加“高尚”选项，调查获得数据的真实性有所降低。而智能回收端得到的信息确实能够反映居民真实的垃圾分类行为，并通过其注册APP时登记的信息，分析垃圾分类行为与居民收入、文化水平、职业的关系。无疑，这些技术应用都有利于实现生活垃圾全程计量、监管与可追溯，最终都有利于垃圾零废弃。

另一方面，需要制度（政策）科学、合理化。如在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建立管理制度、道德约束实施垃圾零废弃全程工作。在法律法规等“硬制度”基础上发挥道德、社会规范等“软制度”的作用，如目前公共场所践踏草坪行为基本上无人罚款，但是会遭受周围人鄙夷的目光。又如制度建设要寻找突破点，由点及面，循序渐进，不能奢望一蹴而就，“垃圾分类先从垃圾入桶”开始。同时，建立相关政策，通过较高的外部激励保证居民的参与率与正确投放率。特别地，城市废固不仅包括生活垃圾，还包括废旧物资、电子垃圾、建筑垃圾、有害垃圾、医疗垃圾等，目前分别由政府不同职能部门进行条块分割管理，这极不利于城市废固综合治理，更不利于垃圾零废弃。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手段，设立政府统一归口管理部门，从顶层设计统一治理城市废固，势在必行。

再一方面，还需要塑造生活垃圾零废弃文化。所谓文化是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共同遵守的规范、共同的表现行为模式以及特有的符号、仪式等，引导人们在无监督情况下的自发行为。在垃圾零废弃治理过程中，需要在理念层面，基于“五观价值”与“五生融合”，树立生活垃圾“零废弃”理念，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将垃圾零废弃作为消费升级的一部分，调动用户或消费者的参与度。同时，在物质层面上，需要设备技术环境，生活垃圾零废弃是一件“麻烦事”，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提供更多的便利，以提升各主体参与积极性，实施定时、定点清运，保证垃圾不落地；设置更多垃圾回收设备与更为清晰的分类标识等等，便利大家使用。

特别地，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融合还体现在，把生活垃圾零废弃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同时重视农村垃圾与土地污染、农业环保结合起来，确保青山绿水。应充分利用人类“智慧”，尤其发掘中华文化精华，使城市与城镇化规模与垃圾处理能力实现科学合理的匹配。

政策建议

我国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工作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相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全面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减量化基础上，急需推进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工作。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大力度大宣传，提高垃圾零废弃认识。针对社会对垃圾零废弃薄弱的意识与缺失的参与行为，应通过各种渠道与活动、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加大力度在全社会进行全方位、全覆盖宣传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工作意义，解读相关制度（政策）与垃圾零废弃工作流程、环节与要求，使人人理解、接受，提高认识并付诸行动。在教育部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大背景下，把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纳入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进入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课堂，让垃圾零废弃植入青少年的心中，奠定他们良好生活理念的初心基础。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于2018年2月11日发布了《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到2020年底，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达到100%，逐步建立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教育的生态文明教育长效机制，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成长规律，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融入教材，并与课堂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同时，大力宣传对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损害受到行政与刑事追责的政府、企业及其领导人，以及直接责任人的案例，让垃圾零废弃，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在每个人心中扎根，接受环境污染教训，警钟长鸣，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提高意识与责任。

（二）以“五生融合”与“五观价值”为理念，基于三维分析思路与方法，加大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融合力度，发挥“五全要素”作用。开展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工作，需要考虑生产、生活、生态需求，更需要考虑生命、生理需求和生活垃圾产生与零废弃治理的关系。针对伴随设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头垃圾、包装物流过程中产生的中端垃圾，需要考虑人才、技术、资本投入与融合，更需要考虑制度（政策）、文化投入与融合，这决定了源头与中端产生的垃圾及其零废弃治理；同时，无论是源头、中端产生的垃圾，还是伴随着产品消费与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末端垃圾，在这个全过程中，我们的从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都影响着垃圾产生及其零废弃治理。在“五全要素”中，鉴于存在的制度（政策）与文化主要问题，以及人才和资本可以通过制度（政策）和文化表达与实现，“技术+制度（政策）+文化”的融合就十分重要。如相关垃圾分类的制度、条例、管理办法很多，但有些制度或如同虚设，或实施效果不好。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技术应用缺失、制度（政策）不科学不合理、文化中的价值意识与社会责任等表现自律性不强。因此，在垃圾零废弃治理工作中，应加大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融合力度，并发挥制度（政策）融合技术与文化的桥梁作用。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活垃圾全程计量、收费、监测、监管、问责及其可追溯。另一方面，还需要建立实施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制度（政策）和营造有利于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文化，把技术研发与应用融于制度（政策）与文化中。鉴于制度（政策）与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政策）与文化融合。如前所述，在垃圾零废弃工作中，需要刚性的制度（政策）约束，还需要柔性的文化包容，以实现制度（政策）在垃圾零废弃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减弱或消除其负面性。通过长期的文化营造形成巨大的文化力与社会力，将能够有效解决现实差异下人人关心、参与垃圾零废弃、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使得技术与制度（政策）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在这个关系前提下确保制度（政策）科学、合理，通过秉承“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以绿色发展为抓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而解决“文化瓶颈”问题。为此，在技术应用的同时，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城市垃圾零废弃文化氛围，对所有城市生活垃圾相关的制度（政策）进行重新认识与梳理、修改、完善与创新，建立与技术和文化融合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政策)，如尽快制定实施“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与“五全要素”相关的制度（政策），以实际行动积极落实国家近期实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如落实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有助于实现垃圾零废弃目标。

（三）以破解复杂、艰巨和长期性为出发点，分层次、分阶段实施零废弃。如前所述，由于现实情况，以及硬、软环境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垃圾零废弃是一项复杂、艰巨和长期的工作，且这种差异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采取分层次、分阶段实施零废弃是最好的选择。随着对垃圾零废弃认识提高，以及技术应用与制度（政策）创新与文化营造，鉴于垃圾零废弃具有复杂、艰巨和长期性，我们应借助文化营造形成巨大文化力与社会力，逐步减少生活垃圾中固体废弃物的废弃量，最终实现零废弃。为此，在全局战略与目标上应推行全主体责任，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监控地实施垃圾零废弃工作，同时鉴于人口多且差异大，在实施过程中应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实施分层次、分类型、分群体、分阶段的生活垃圾零废弃工作，让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永远在零废弃工作的路上，坚守“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依靠“五全要素”尤其是制度（政策）与文化，从自己做起，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四）以“智慧”为灵魂，推进生活垃圾零废弃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考虑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问题，充分利用人类智慧，尤其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智慧，解决生活垃圾零废弃、城市建设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特别地，在诸如新农村、精准扶贫、城镇化、特色小镇等农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应高度重视农村垃圾与土地污染、农业环保问题，积极开展零废弃工作，保护绿水青山，使城市与诸如新农村、精准扶贫、城镇化、特色小镇等农村振兴战略建设规模与治理垃圾零废弃能力实现优化匹配，把实现垃圾零废弃作为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五）以城市废固零废弃全覆盖，建立政府统一管理部门。生活垃圾只是城市废固的一部分，城市废固还包括废旧物资、电子垃圾、建筑垃圾、有害垃圾、医疗垃圾等。目前城市废固分别由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管理，存在多部门条块分割，导致城市废固减量与零废弃方面的“弊大于利”现象。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应用，建立统一归口管理部门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生活垃圾零废弃工作中依靠“五全要素”是必然的选择。为提高政府部门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急需政府部门统一制定“人才、技术、资本、制度（政策）与文化”顶层设计，协同统一调动、优化配置与应用“人才、技术、资本、制度（政策）与文化”资源。因此，建立统一归口管理部门十分必要，将极大有利于城市所有废固减量与零废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