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格公正地说矿产资源开采并不完全等同于矿山生态环境破坏，很多矿产资源开发不仅没有破坏区域生态环境，还改善了环境。”

▲ “矿山生态修复要走‘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之路，实现有投入有产出，形成产业化。”

▲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许未来矿山生产的主力会是机器人。”

 

在2020年全国绿色矿山遴选工作启动之际，“开发矿业云学院——2020对话绿色矿山”直播活动启动。

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绿色矿山推进会名誉会长武强表示，新时代对矿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我国主要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增长乏力、矿山规模和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创新能力不高、市场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必须以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矿业发展的升级版。

矿山生态修复要坚持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

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且面临“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投入不足，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政策，资金问题已成为矿山生态修复的制约瓶颈。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关凤峻一直主张，矿山生态修复要走“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之路，实现有投入有产出，形成产业化。具体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矿业企业；一个是非矿业企业，即社会投资。

他建议，建立并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投融资模式。

一是完善矿山企业投资模式。在修复治理初期政府直接出资支持补助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的修复治理是必要的，但随着绿色矿山全面建设，历史遗留修复任务基本完成后，显然投融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为使矿山企业投融资模式稳定可持续，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矿山建设方案和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案编制好，至少要达到正规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阶段水平。其次，计提的比例和修复治理费用预算，经过一个时期运行要尽早总结规律，研究制度相关的标准规范。再次，要允许鼓励矿山企业走开发式治理之路，着眼于在修复治理矿山生态环境过程中直接获取经济效益，引入投资合作、开发新产品、多种经营、变废为宝，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同等价值的互换。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加强监管，努力提高企业实施绿色矿山建设、修复矿山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二是吸引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据相关机构调查测算，全国历史遗留矿山环境问题治理费用需要6082亿元。繁重的任务和海量的经费需求都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模式，这样才能支撑起良性的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要深入研究现有资金投入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找到修正完善的路径。政府出资模式是必要的，但经过多年实践发现存在两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与修复治理需要相比，政府出资终究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二是单纯的政府出资只注重修复治理效果，不能形成投入产出模式，修复治理效果不能维持长久。同时，企业出资模式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客观情况倒逼企业走智能矿山之路

绿色矿山推进会会长史京玺、副会长安月阳表示，智能矿山未来的生产模式一定是朝着少人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瑞典的基律纳铁矿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采矿技术和采矿工艺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未来矿山生产的主力也许会变成机器人。

安月阳认为，要想完全实现无人矿山的终极目标，还需攻克无人驾驶技术、矿山机器人技术、采矿工艺等诸多难题。伴随着矿山进入深部开采，新的问题也会不断涌现，所以尚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进程。

至于很多矿山企业关注的智能矿山投入和产出比。安月阳表示，很多智能矿山技术的应用不会马上产生直观的经济效益。比如，铲运机无人驾驶远程遥控出矿虽然目前还比不上人工出矿的效率，但远程操作首先带来的就是安全效益，其次可以大大降低设备因人员操作不当产生的维修费用。此外，未来矿山进入深部开采后，通风制冷成本会越来越高，如果采用无人驾驶技术，井下操作人员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大幅降低井下通风和制冷的投入费用，这些隐性效益都值得关注。还有当前矿工招聘难的问题，伴随着70后矿工的退休，很多80后、90后年轻人因为工作地点偏僻、环境差不愿意到矿山工作，这些客观原因也倒逼矿山企业必须走智能矿山发展之路。

活动参与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绿色矿山推进会名誉会长武强，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关凤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潘树仁，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陈从喜，自然资源部矿保司孙永超，亿利资源集团常务董事兼高级副总裁赵晋灵，绿色矿山推进会会长史京玺、副会长安月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