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地地区因其复杂的地质条件、丰富的砂石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系统，成为我国砂石资源开发矛盾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波动、环保政策的趋严以及地方治理能力的不足，这一区域的砂石开发逐渐陷入多重困局。

一、供需失衡与政策调控的矛盾

西南地区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砂石资源开发长期面临“既要保生态，又要保发展”的难题。2024年，全国砂石产量同比下降9.4%，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显著。西南地区因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砂石供需呈现区域性失衡。例如，贵州省2024年新设砂石矿权106宗，居全国第二，但矿权流拍率近三成，反映出市场对新增产能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仍倾向于通过矿权出让获取短期收益，导致“规划超前、需求滞后”的矛盾加剧。

政策层面，自然资源部虽鼓励编制砂石专项规划，但西南山地因地形破碎、生态敏感，集中开采区难以科学划定。以张家界市为例，尽管砂石矿权从2019年的129个缩减至23个，但非法采石制砂行为仍屡禁不止，甚至借“森林防火通道”“养殖场建设”等名义变相盗采，暴露了规划与执行之间的脱节。
 

二、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的冲突

西南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使得砂石开发极易引发连锁性环境问题。2024年中央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张家界市因非法采石导致毁林占地、水土流失等问题突出，部分企业“边开采、边破坏”现象普遍。凉山州雷波县和金阳县在沿江高速建设中，因监管缺失，河道盗采砂石泛滥，甚至出现“合法买一车，夜间盗采无数车”的乱象，严重威胁长江上游生态安全。

政策要求砂石开发“边开采、边治理”，但在西南山地，矿山修复成本高、难度大。例如，张家界市桑植县虎头垭采石场生态修复质量低下，复垦复绿滞后，暴露出企业主体责任缺失与地方监管乏力。此外，矿山修复产生的土石料本应优先用于工程自身，但部分企业违规销售牟利，进一步加剧生态修复资金缺口。

三、利益纠葛与治理能力的短板

砂石资源开发涉及多方利益，地方政府、企业、村民的博弈往往导致治理失效。广安市方坪大道砂石资源违规案件中，公职人员与“砂霸”团伙勾结，非法盗采国有资源，而执法部门“查而不处、处而不严”，折射出权力寻租与监管虚化的深层问题。类似现象在西南地区并非孤例，凉山州部分砂石企业通过“关系运作”逃避审批，地方部门则以“重点项目优先”为由默许非法开采，形成“法外特权”的恶性循环。
 

治理能力的不足还体现在政策执行的“一刀切”与灵活性缺失。例如，自然资源部要求砂石矿权“净矿出让”，但西南山地因用地、用林手续复杂，矿权投放与实际需求错位，导致大量矿权流拍7。此外，环保督察整改“重形式、轻实效”，张家界市虽开展专项整治，但非法加工点仍普遍存在，污染防治设施形同虚设。

四、破局路径：从“堵漏”到“疏解”

破解西南山地砂石困局，需从政策优化、技术转型、治理创新三方面发力：

强化规划统筹与生态红线约束

依据《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西南地区应优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禁采区，探索“集中开采区+分散补位”的弹性布局。同时，借鉴甘肃省“三个阶段解决五个问题”的整治经验，严控矿权投放规模，推动过期矿山依法退出。
 

推动机制砂石与替代资源利用

提升机制砂石比例是缓解河湖砂压力的关键。西南地区可依托丰富尾矿资源，推广固废制砂技术，减少对天然砂的依赖。例如，凉山州高速公路建设中，部分标段利用隧道洞渣生产机制砂，为“就地转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

针对非法开采屡禁不止的问题，需强化“行刑衔接”，建立自然资源、公安、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广安市砂石案件暴露的监管漏洞警示，需通过“一案双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对失职渎职公职人员严肃追责。此外，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矿山修复效果进行动态监测，确保“谁破坏、谁治理”落到实处。

西南山地砂石资源开发的困局，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失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可持续的矛盾。2024年以来，从中央环保督察的雷霆问责，到自然资源部“激励与约束并举”的政策调整，均释放出“严监管、促转型”的明确信号。未来，唯有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与治理革新，才能实现砂石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为西南山地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