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国家“大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

　　——专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方君实

　　毋庸置疑的是，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传统的煤炭开采利用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求。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么，煤炭行业应该如何去变?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方君实。

　　记者：近年来，煤炭行业的发展陷入低谷，“去煤化”的声音曾一度占据主流舆论，一方面源于煤炭开发利用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另一方面源于其他能源对煤炭行业发展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煤炭行业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那么，在国家“大能源观”思想的指导之下，煤炭行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方君实：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长期占70%左右。2014年，我国原煤产量38.7亿吨、消费量41.3亿吨，分别占一次能源产量和消费量的73.1%、66%。我国“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及生产力发展阶段，决定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从资源储量看，煤炭资源储量相对丰富。截至2013年末，全国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1.48万亿吨，占一次能源资源总量的94%。从能源安全看，我国能源战略要坚持立足国内，2014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分别达到59.5%和30.5%，必须有一种稳定、可靠、经济的能源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从非化石能源发展看，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受技术经济安全等方面因素制约，形成坚强的供应能力尚需时日，短期内难以大规模代替传统化石能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4〕31号)，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从以上情况看，在相当长时期内，煤炭是我国最丰富、最可靠、最经济的能源资源，仍是支撑我国能源消费需求的主体。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不仅是我国能源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毫无疑问，煤炭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煤炭开采带来了水资源破坏、地表植被破坏、土地退化和塌陷，燃煤排放引发的大气污染更为近来饱受“雾霾”侵扰的公众所诟病。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煤炭工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业内一致认为，煤炭作为一种能源，同其他能源一样本身并没有“脏”与“洁”的标签。要破解煤炭“必须用”和“环境污染”的两大对立问题，关键是要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终结煤炭“环境约束”的最有效方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深刻阐述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李克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节约、清洁、安全”的能源战略方针，为能源工业也为煤炭工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现煤炭开采、储运、燃烧、转化全过程的清洁化、高效化，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防治大气污染和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很大进步。在煤炭提质加工方面，原煤入选率由2000年的25.9%提高到2014年的62%，动力配煤、型煤、水煤浆技术得到推广，褐煤提质示范取得积极进展。在燃煤发电方面，发电用煤占我国煤炭消费的47.5%。近十年来，我国燃煤发电技术发展较快，煤电机组平均煤耗降至318克/度，电站锅炉采用的除尘器效率平均为99.5%左右。全国煤电机组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8亿千瓦、6.9亿千瓦，与2005年相比，脱硫机组总装机容量比例由12%提高到95%，脱硝机组总装机容量比例由零提高到82%。新一轮的电厂污染控制的技术改造正在进行，燃煤电厂对环境的影响不断减少。2014年6月，全国首台“近零排放”煤电机组—神华集团国华舟山发电公司4号35万千瓦国产超临界机组正式投产。监测显示，该机组试运行期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大气粉尘的平均排放浓度，不到燃气机组排放限值的一半。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除烟尘排放外，其他的排放水平均优于燃气电厂排放限值。其中，被认为对PM2.5影响最大的氮氧化物排放水平只有天然气排放标准的1/3左右。在煤炭深加工方面，煤制油、煤制气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首批示范项目的建设，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积累了经验。在燃煤工业锅炉方面，燃煤工业锅炉全国保有量在50万台左右，主要以链条锅炉为主，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燃烧效率低、热效率低，污染排放量大等问题，是造成我国燃煤利用效率低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新型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燃料的燃烬率达到98%，接近燃气锅炉水平，比普通燃煤工业锅炉提高28个百分点;系统热效率达到89%左右，比普通燃煤工业锅炉提高20多个百分点;由于采用尾部布袋除尘技术、高强度脱硫和低氮燃烧技术，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排放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目前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在辽宁、天津、山东、安徽等20个省、市、自治区均有应用。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的应用与推广，可以大幅度提高煤炭作为终端资源消费的利用效率，降低煤炭直接燃烧产生的污染。随着技术进步，因煤炭利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内涵逐步深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经历的递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解决SO2、NOx、烟粉尘等常规污染物排放问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00年前后基本解决，耗时30多年;第二阶段解决汞等重金属排放问题，从2000年开始，目前已经接近解决，耗时10多年;第三阶段是碳排放问题，正在进行相关研究和示范，应用规模还比较小。这三个阶段的推进需与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环境要求等相适应。我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同时也正在做第二、第三阶段的相关研究示范工作。英国从发生“伦敦雾事件”到摘掉“雾都”的帽子，用了30年的时间。美国洛杉矶从发生由石油使用和机动车排放引起的光化学污染到有明显的效果用了40年的时间。中国具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关部门制定了任务分解落实措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煤炭清洁利用已上升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国将会用更短的时间解决好燃煤污染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终结煤炭“环境约束”的最有效方法。而根据资料显示，我们国家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和重视煤炭的清洁利用问题，20多年间，我国的洁净煤利用技术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然而这些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煤炭粗放式开发和利用的总体局面，主要原因是什么?

　　方君实：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涉及煤炭生产、加工、储运、转化和利用全过程，是一个从资源开发到终端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从产业发展方面，涉及煤炭采选业、电力、冶金、建材、化工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产业，产业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又是相互独立的管理体系。我国很早就开始研究和重视煤炭的清洁利用问题，1994年，原煤炭工业部就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设立了“煤炭工业洁净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95年，国务院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成立了由13个部、委、局组成的“国家洁净煤技术推广规划小组”，在煤炭加工、煤炭高效燃烧及先进发电、煤炭转化和污染控制与资源再利用等领域，组织各有关行业和部门的科研单位、院校、企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二十年间，我国的洁净煤技术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然而，这些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煤炭粗放式开发和利用的总体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煤炭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造成了污染排放总量的增长。从1995年到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由13.7亿吨增长到41.3亿吨，平均每年增长1.5亿吨。在煤炭消费总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洁净煤技术在控制煤炭利用引发的污染物排放的增长上，发挥了重要限制作用。如果没有近二十年洁净煤技术的发展，以我国现在的煤炭利用规模，相应的污染物排放可能已无法承受。

　　二是先进技术与落后技术并存，落后技术比例较大。虽然近年来新建燃煤发电厂以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为主，但是我国现存有大量的亚临界机组，目前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占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的不到40%;先进的高效煤粉工业锅炉、水煤浆工业锅炉、低质原料型煤锅炉市场占有率不到20%。我国煤炭清洁利用先进技术水平及应用规模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但由于煤炭利用总量大，占世界约一半，先进技术应用的比例相对较低，替代落后技术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建设周期，需要一个过程。

　　三是环境成本内部化需要经济发展做支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多数都走了一个先污染再治理的过程。经济实力没有达到相应水平，就不可能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目前，我国经济实力达到新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将执行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比如2014年出台的《环保法》以及正在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都将极大促进洁净煤利用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将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四是需要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中国用能总量大，粗放的能源消费习惯造成极大浪费。应逐步增强全民低碳绿色消费意识，强化人们的节约能源意识是转变国民消费观念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宣传能源资源短缺形势，树立人人节能意识。能源消费量减少了，自然减少了各种污染排放。同时，引导社会用电习惯，适当增大电力作为终端能源的比重，减少散煤直接燃烧的比例。在加强政府和行业监管的同时，加强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是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现有效环境监管非常有效的手段。

　　记者：正如您所说，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其他清洁能源同样重要，甚至更为紧迫和关键。那么您认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方君实：为提升煤炭开发利用水平，去年底，我们会同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国能煤炭〔2014〕571号)，提出了到2020年的目标和9项主要任务、5项保障措施。近期，国家能源局又发布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国能煤炭〔2015〕141号)，从煤炭提质加工、燃煤发电、煤化工、燃煤锅炉、煤炭分质分级利用、民用散煤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等7个方面提出重点工作和到2020年的工作目标。在当前煤炭消费总量大，未来还将增加的情况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源要统筹规划，共同推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统一领导，国家、行业、地方政府等各个层面都应该将煤炭的清洁高效发展作为重要的能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其次，增加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科技创新支持，解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中的重大问题。在增强对清洁能源支持的同时，增加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支持。建立科技创新模式，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国家攻关工程，对煤炭利用过程中的重大技术方向和关键共性科技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将重大示范技术列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工程。支持体制机制、标准、政策等方面的专项研究。研究建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先进技术遴选、评定、认证及推广机制，制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先进技术目录。

　　第三，完善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财税政策。应参照对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财税政策，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新技术在财政贴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力度，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投入，促进洁净煤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

　　第四，完善相关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去年出台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对商品煤的流通和使用提出了明确的强制性标准，让监管部门有了监管依据，企业也有了执行标准，对于控制燃煤大气污染排放将产生积极作用。要制定更严格的煤炭利用能效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是要加强对造成重大污染的企业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从根本上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营造公平的法制环境，让排污企业不敢违法违规排放，以身试法。

　　第五，完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监管体系，保障先进技术的应用和运行。研究建立权威、协调、统一、高效的监管体制。加强煤炭利用项目的运行监管，促进煤炭利用技术和装置的污染物在线监测的准确、真实。强化煤炭利用项目的能效、污染物排放等运行指标实时监测和信息公开，促进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应用、现有技术的升级和落后技术的淘汰。